风眠艺术空间2015年度首展“物我两望”将于2014年1月10日在广州二沙岛风眠艺术空间开幕，拉开新年的篇章。此次展览的策展人是风眠艺术空间总监姚远东方，观看的方式一直是她策展当中非常关注的方向。本次展览同样如此，她以“物”和“我”的观看方式，来讨论“物我两望”这个主题。展览邀请三位任教于学院的老师——蔡锦、陈淑霞、吴笛笛携手开展。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一开篇就总括式的把词之境界分为“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他解释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用西方的说法，以我观物便是主观（subjective），以物观物便是客观(objective)，其实这个此有我非彼主观，此无我也非彼客观。

    我和物之间的关系可以转译为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这个我只是人人之中的，或者复数的人之中的一个。以中西之间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体察到两种不同的从我到物，从物到我的倾向，而正是这两种主流的倾向，才导向了不同的文化认知。简而言之，西方更倾向于人和物的关系中的物之存在问题，而中国更倾向于通过人和人的关系，也就是人伦关系来到达物。因而古希腊的传统是一种本体论的真理性追求，而儒家是一种伦理学为第一性的文化形态，它对于物之本质问题保持缄默，直到其受到佛家的挑战，才逐渐形成了宋代理学的那种万物一体观。

    自柏拉图开始，西方不是在物理（Physical）位移中，就是在上帝之精神下理解世界。但无论彼物理是否是现代科学下的那个物理，世界之本质还是那个所谓的元物理（Metaphysics，日本人西周在明治维新时期错解为“形而上学”，并沿用至今），而这一超越物理的世界就是理念的世界，就是存在之真理，也就是在公元4-5世纪被教父学神学家奥古斯汀转变成了上帝之精神。因此物非人之物，此岸之物如果不是涉及彼岸理念中的绝对真理，就是上帝精神中的永恒。而我不是主动地去追求真理，就是被动地被彼岸之绝对规划着。只有到了启蒙运动适才出现那个解放了的笛卡尔之“我” （ego），才出现以人的独立理性来规划物的世界，那时，我不再是被神压抑的我，而成了物我相对立，主客分离的最基底的投射（subject，直译为向下投射）。

    19世纪后期，中国引入了西学，却用主客关系来翻译西方的subject和object的关系，这明显是对西方哲学设置基本上的误解。Subject指的是最基底的投射，也就是说从笛卡尔以后的现代认识论哲学开始，我成了绝对观看世界的基点。Subject不是绝对的对我（ego）的指示，而是一个世界观视角之原点的设定。而Object是对立着的投射，它只是一个相对于基点的那个虚像。因而从主客体的中文翻译所导致的误解正为我们打开通向中文世界的人和物关系的核心。中国人是以人和人之伦理规划来协调人和物之关系。

    从《论语》开始，中国人就对世界真理性本质缺乏关注，相反更多的讨论人何以在群体中为人，即人伦。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大夫们摇摆于入世和出世，而作为人伦的“世”始终是文人们是否选择闲云野鹤的核心问题。即使是在文化创作中面对山水这样的自然主题，也无法忘却人伦的视角，进入纯粹的我的观望，即对对立于我的那个客观风景的观看。宋代以来在万物一体的理观下，即使是静观的格物，也是导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阳明学中的“格物”不再是对物和人之关系之静观，而是动态地以心来“框定”人和物之关系。我和物的关系中横陈这人人，人人即是我观物之中介，也是归宿。对于西学基底之投射和对立之投射的中文误解——主客之关系，正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人人之关系下的物我关系——我对物之关注必然沾染上我和群体的关系。再回到王国维之陈述中，他论述道：“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 有我之境便是强调了多种关系网络中我在物中的映射，物之为我所感，而无我之境便是以人人之视角，以人和物之视角来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在今天这样的多元文化的时代中，又存在着怎样的物我关系呢？这次展览便是要以《物我两望》这一主题，通过三位女性艺术家的绘画作品来探讨，我和物，我和他者（人人），我和图像之间的关系。


        展览时间：2015年1月10日至2015年4月10日
        展览地点：【风眠艺术空间】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28号二沙汇2楼风眠艺术空间